地方史料在记述一定地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发展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地名。这对于研究地名文化关于地名沿革不清、形成时间不详等问题有重要意义,今天我们以固阳为例,了解一下地方史料和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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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阳县位于阴山北麓,大漠南沿,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管辖。固阳县境内史前即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驻楼烦、踞匈奴;秦汉筑长城、置郡守。汉匈征战百年,犬牙交错。北魏建怀朔镇,并形成怀朔集团。隋唐突厥来往,两宋契丹盘踞。蒙古族兴起,游牧至元明。清初属茂明安、乌拉特游牧地。清代始垦,商号往来,渐成村落。1919年设立设治局,1926年改县。固阳县于民国年间建置,故其历史沿革多与周边旗县区历史重叠往复。
由于在历史上没有单独修过地方志,因此,深入研究境内地名文化,既离不开周边旗县区民国旧志史料,也离不开包括《固阳县志》和周边旗县区志书在内的地方新志史料。地方史料对于不同地域地理沿革的记载,恰恰印证了地名的区域性和继承性。因此,合理应用地方史料,对于研究地名文化还是略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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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方史料对固阳县境内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记载
自然地理实体包括山地、盆地、峡谷、丘陵、平原、高原等地貌类型和江、河、湖、海、沼泽等水域类型。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就是人们对于自然地理实体的反映和认识,是人们通过实践给自然地理实体定的名称。固阳县境内部分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来源、含义以及命名时间目前仍存在疑问。如从地方史料入手,或可解决这一问题。
固阳县于民国建置以前,属地多为蒙古族部落游牧地。因此,很多山川、河流以蒙古语命名。建置后,晋陕冀农耕人群大规模进驻,原住蒙民逐渐北迁,境内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也随即变更,大多成为汉名。
部分未变更的蒙古语地名也因方言、语译等因素发生变化,与原意相差甚远。如对这一变迁不做充分考虑,对境内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追溯以汉语命名为叙述语境,最终会导致固阳县境内的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沿革断裂,延续环节出现缺失。
如固阳县境内有黄河一级支流昆都仑河上游发源地,名春坤山。《固阳县志》对春坤山一名除在“地质、地貌”一章中提及外,在“水文”一章中提到其为昆都仑河等四条河流发源地,其名称由来则未做详解。
《武川县志》在“行政区划”一章中列《1986年全县乡村表》,其中,哈拉门独乡有“春空”村名,该村在春坤山东。据清代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五之“茂明安部”记载:“六十里有坤都伦河,源出和岳尔白尔克山,西流经官山入乌拉特旗界。”可见“春坤山”与“和岳尔白尔克山”关系甚为密切。如将春坤山名称由来归结于武川县境内的村空村,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绥远通志稿》,在“各县局旗辖境之山”中列举固阳县境山名,指出“其山率多蒙古名”,并列出境内主要山名,自西而东有刻勒峰、浩齐鄂博冈、齐齐哈尔察罕齐老图山、羖羊山、官山、褪诺克山、哈拉海图山、陀罗海山、察罕鄂博山、和岳尔白尔克山、方山、固尔班喀喇山、亦洛图山、伊克哈达图山、郭岳会察罕齐老山、霍拉保山、冒顿鄂博冈、蒿沁鄂博冈、黄乌尔等。仔细分析,个别山名还在沿用,如蒿沁鄂博冈,今名浩庆敖包山。大部分山名已经改为汉名,且无法与历史命名相对应,如冒顿鄂博冈,位于银号镇大庙村北,是五当召与茂明安旗的牧界标志,今名大脑包山。
1949年出版的《绥远的富藏》是《绥远分县物产图》(1937年出版)的再版。据作者卓宏谋介绍,该书资料出自绥远社会教育所。书中录有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固阳县图》。从图中可看出当时固阳县境主要河流为昆都仑河。
固阳县城东北是其上游,由两条支流汇合而成。靠北的支流即今天的后河,图上标为开合河;该支流在银号镇东即今天的窝兔沟,图上标为乌素河。靠南的支流即今天的铁匠沟,图上标为合才卷老河。这些都给我们一个提示,即在民国期间,固阳县境的昆都仑河上游支流的名称还是以蒙古语为主。由此,可看出地方史料在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沿革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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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方史料对固阳县境内居民点地名的记载
对固阳县境内居民点地名有记载的地方志书主要有《五原厅志稿》《归绥道志》《绥远通志稿》《固阳县志》等。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地图也对当时境内居民点地名进行标注,如前文所述《绥远分县物产图》中的《固阳县图》、印制于1939年的《固阳县最新舆图》、印制于1948年的《固阳县最新舆图》、印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固阳县全图》等。通过这些志书和地图,可以对当年固阳县境内居民点地名的用字、沿革进行必要考证。
如固阳县境内有一个叫公益民的自然村,属金山镇召地村民委员会管辖。《五原厅志稿》载五原厅东乡村落名,有“公义明口子”的村名。那么,“公益民”到底是哪三个字呢?前文所述四种地图中,均写作“公义明”。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益民村属公圣西乡管辖。查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公益民乡政府档案,公益民多写作“公义明”,到五十年代后期,公益民写作“公义明”“公义民”“公益明”“公益民”。1960年设立公益民人民公社,上下级行文一律规范为“公益民”,但在一些基层上报的材料中仍有“公义明”的用字。这种情况在档案资料中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显然,这个居民点地名最初用字为“公义明”。
除地方志书和历史地图中对居民点地名有记述外,一些专门志书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在“召庙地的放垦及喇嘛养赡地的划拨”一章中单设一节专门叙述广觉寺(五当召)的报垦与丈放。其中便有甲巴地的报垦。
从文中我们知道,固阳县城南有五当召所属甲巴地三处,分别为大甲巴、商盖甲巴和流里丁克甲巴。这里的甲巴是藏传佛教寺庙中总管后勤的所在,有“仓”的意思。固阳县境内的甲巴是五当召的膳召地。它与意为“山谷”的蒙古语“扎巴”是两个不同的词语。因此,现在固阳县境内的居民点地名“甲坝”既不是汉语地名,也不是蒙古语“扎巴”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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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碑刻铭文史料对固阳县境内地名的记述
碑刻铭文史料作为地方史料的一种形式,在固阳县境内很少留存。目前,仅见的四种碑刻铭文史料记述了境内地名的缘起。
《后脑包重修关圣庙碑记》是固阳县下湿壕镇后脑包村关圣庙门前石碑所刻。碑文记述了道光二年(1822年)重修关圣庙的前因后果。从碑文中我们知道,后脑包于嘉庆三年(1798年)就已经形成村落,该村位于“黑龙柜沟之后身”。这不但为后脑包村形成时间提供了佐证,而且对其所在的克力沟的历史地名也做出了回答。
《奔坝开辟道途碑记》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为开通从包头市东河区到固阳县境内的奔坝大道而立。碑文除记述修路过程外,还留下了捐助修路的商号和个人的名字。在碑文中找到了固阳县境内早期的十二家字号中的五个,即永和公、西永兴、公胜西、万升号和广义魁。
另外,像日新成、东盛永、协和园、二合永等商号也在碑文中出现。这些商号现在都成为居民点地名。由此不难推断,至少在1846年之前,这些村落就已经存在了。
做为民间信仰,固阳县境内村落多立小庙,庙前均有铁钟且铸铭文。目前发现两口铸铁庙钟,即佘太河村庙钟和大德恒村龙王庙钟。佘太河村位于兴顺西镇,庙钟铭文记述该钟造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大德恒村位于银号镇,其龙王庙钟铭文记述该钟铸于咸丰八年(1858年)。这些都为考证当地村落形成时间提供了实据。
综上所述,地方史料在记述一定地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发展中,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地名。这对于研究地名文化关于地名沿革不清、形成时间不详等问题恰恰是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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